开放式读书：能力、方法、境界

王田葵

各位老师，各位青年朋友。我今年68岁了，给同学们讲演的时机已进入倒计时，讲一次算一次。张京华教授、朱雪芳博士首倡读书会，非常好。来这里听课的人都是爱读书的人。

我提倡开放式读书，概括为三个字：能、乐、美。能，就是读书的能力；乐，就是读书的快乐；美，是说读书是美的享受。

在谈心得之前，我先提一个问题。新中国第一个留美数学家姜立夫之子姜伯驹，上世纪五十年代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，留校任教，不久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执教（是该校讲师给博士讲课的青年学者）。有一次，他对班上本科生提问：1/3加1/2等于多少。学生齐声回答2/5，他点了点头。在另一个班也如此。校方知道这件事后，问姜伯驹：“明知学生回答错误，你为何不加以纠正？”姜答：“他们喜欢。”请问你从这则故事中能读出什么体会？

我再讲一段往事。我校77级中文系毕业生刘海涛，现在是湛江师范学院副院长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，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，也是新写作教育的发明人。他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告，报告上说：我在零陵师专读书时我和王田葵老师有段对话，我问他：“王老师，怎样才能更快地提高写作能力？”王老师这样回答：“找一篇你喜欢的高水平的文章朗读，读出味道来就写嘛。”他后来将新写作教育总结为：审美型阅读、研究式学习、创造性写作。

第一题  开放式读书能力

我今天讲的读书与写作的体会，与刘海涛总结的这三层意思是一致的。今天我讲三题。第一题：开放式读书能力。我的读书经历，是一个读书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。人们读一辈子书，不见得会注意科学高效的读书能力。读书能力，贯穿人的一生。我的体会是：开放式读书一辈子，将读书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之一。

我一生经历了读书的三段历程：一是为求职而读书，这叫“应试读书”。应试读书，在座的比我读得好。我若再去参加高考，肯定考不上。因为我的应试读书在六十年代，那时的应试读书与现在应试读书相比，可谓判若霄壤了。我对今天的应试式教育基本上持否定的看法。原因是这种应试式读书与一个人的能力素质指数的培养目标相背离。不少有创造能力的青年不一定考出好的成绩，考得好的学生到大学也很难顺理成章地转入应事能力读书就是证明。

二是为工作而读书，这叫“应事读书”。这恐怕是最能看出一个人读书能力高低的地方。一个人一生能做出一件或几件有价值的事，恐怕与能不能进行“研究式学习”有关。记得我在担任两届教务处长期间，国家教育部向各普通高校教学管理人员发行了一套36本教学管理理论译丛。该译丛由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，我选择了其中18本读完了，又研究了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大师戴明博士管理理念：计划、实施、检查、处理“四个循环和全员性原则”，从而创造了“全面培养，加强基础，注重能力，面向实际”十六字管理思想，又创造了“双向分层”管理模式，将“全员性原则”发挥到了最理想的状态。在大家齐心努力下，零陵师专教务处先后两届蝉联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务处，为专升本创造了条件。

三是为生命而读书，这叫“应命读书”。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在哪里？我认为在他的良知。而良知体现在是否对国家、对人类有一种终极关怀的情结。五十岁以后，思考最多的问题是生命价值问题。我选择舜文化来研究，十五年来读了很多过去没有读的书。例如，单单围绕《礼记·礼运·大同》我就读了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、莫尔的《乌托邦》、坎帕涅拉的《太阳城》（1623）、培根的《新大西岛》（1627）。以及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贝拉米的《回顾》、莫理斯的《乌有乡消息》、赫茨卡的《自由国》，还有英国库玛《近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》（1987）、《乌托邦主义》（1991），诺齐克的《无政府、国家与乌托邦》；再到赫胥黎《美妙的新世界》（汉译2000版），乔治·奥威尔的《动物庄园》（汉译2000版）、《一九八四》（汉译2002版），还有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以及评论。这只是研究舜文化的一个小分支，即研究“天下为公”的意义阐发问题。至于舜帝与考古，与中国思想史，尤其是儒学、新儒学，这里面没有厘清的问题真不少。十五年来我就这样一个个问题追问下去，读下去，求解下去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单单最近七年，我比过去二十年读的书的总和还要多。

我的终极关怀体现在对时代与自我关系的认知上。我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，“历千年未历之事，遇千古未遇之变”，“事”是什么“事”？就是“乌托邦”的“意识形态”化与强制化；“变”是什么“变”？就是这种“事”的必然崩溃。有人说，二十世纪是乌托邦的实验世纪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原因何在？人类付出了多大代价？面对这些问题，我辈不说谁人能说？我辈不思考，谁人能思考？带着这一连串的“问题意识”来读书、写作就能展现生命的意义。

上面我讲了自己的读书的历程。这三步历程是读书能力不断提高的历程。应试读书因为不需要多少创新，更不需要与自我爱好的写作紧密结合。因而是被动的读书，即使有什么局部创新、局部问题，都是围绕应试而为。应事读书是读书能力的全面反映。在大学期间应有意识的强化自我“应事读书”的能力，这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宗旨。真正有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的读书在“应命读书”，其标志性特点是“问题意识”。没有问题意识，读的再多也没有用。

第二题  开放式读书方法

读书能读出快乐来，需要方法对头。方法不对头，不但读的能力提不高，也会读的太苦太乏。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曾为书院订了一套学规，其中有这样两句：“读书必须过笔，疑误定要力争。”我认为，人类只要有人读书，这两句话就是最佳的读书方法。

读与写结合，首先要在专业上打开一个缺口，即突破它，取得效果，再扩大战果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教授说：“对于一个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，只要真正肯下工夫，6个月就能掌握一门学问。根据实验心理学研究发现，一般一门学问有5万信息板块。只要每周坚持40小时，按每小时掌握50块信息计算，6个月就能学好一门学问。”我举两个例子。熊存瑞，17岁自学音乐，每天练琴10小时，因练的太过，得了键锁炎，只好停止学琴。他改自学英语，每天坚持10小时，两年完成了英语专业本科全部课程，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，插读二年级。之后，一面学英语，一面自学考古专业课程。不到一年，学完了考古专业本科课程，再过一年，获北大考古专业硕士学位证书，这时25岁。他现为考古专业博士生导师。

另一位典型叫王钦峰，福建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。在四年中，跟随该系一位有名的比较文学老师学写评论。他边读本科课程，边围绕写评论而读了很多世界名著。后来该老师出国了，他以老师的名称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评论。这事后来被大家知道了，他也就成了有名的比较文学评论家。不少本科都愿意聘他去任教。

其次要根据自己的个性来读书。古希腊阿奇罗杰斯说：“狐狸知道很多事，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。”英国学者柏林把狐狸和刺猬比作两类学者。刺猬比喻善于建立学术体系，在某一领域有精深研究的人，狐狸比喻善于综合，找出各种问题的关联处的人。朱博士是“刺猬”，她研究宋明理学，有许多精到见解；而我在一个“地方”呆不长久，做了这个课程又想做那个课程，我就是“狐狸”。我现在很快乐，不像有些人老苦瓜着脸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读书带来的快乐。我每天想着明天看什么书，写什么文章，哪有时间去愁啊？

再次，找美文来读，只有美文能帮助你写出美文。我曾花8个月的时间写了3万字的《零陵古城记》，读了许多地理、地方志，考察了很多地方，弄清了一些问题。像我们现在说的香零山其实是香炉山，我查出来了，是被易三接弄混了。弄懂“零陵”两个字，我作了多方考证。这篇文章发表在我院学报2006年第10期，有兴趣的请找来读一读。我是很注重文笔的。

读书的快乐来之于写作。读书不与写作结合，不是真正的读书，更不会读出快乐来。我买一本书来读，是为了写另一本书，这就叫“读书必须过笔”。怎么“过笔”，那就得激发写作的冲动，找到写作的突破口——“问题”。这叫“疑误定要力争”。

上面我谈的，是读书的一个基本方法，即读与写，也包括“说”结合起来。我把这种读书方法简要提炼成三句话：研究性阅读，创造性写作，艺术性演讲。若能这样，读书就会有无穷的快乐。此外，读书从“约”到“博”，再从“博”到“约”也是一种方法，前人之说备矣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想补充一点的是，书读多了，速度、效率可以大大提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读一本30万字的专著，最低也得15天。60岁以后，我围绕写作而读书，我知道哪本书的什么地方是我最需要的，读起来针对性会更强，速度也会更快。就是说，一本专著用不着一字一句读下去，可以根据需要读之，这样，15天也就可以读5本甚至更多了。

第三题  开放式读书境界

把读书与审美和创造结合起来，这是读书的最后归宿，也是读书读到一定境界的标志，我把它概括为“美”。知书中之“美”，才知人生之“美”。海德格尔说：“人，诗意的栖居。”人生的诗意离不开读书与审美、创造。我爱艺术，我一生都在寻找艺术的知音。例如：诗歌、书法、绘画、雕塑、建筑等，我都去研究过，写过这些方面的文章。记得一位青年哲人说过：“宇宙间最大的艺术，就是转换生命力的艺术。人们爱艺术，是因为它吞食了生命，又把生命的遗骸作成壮观的纪念品，……生命逝去了，艺术留下来。”黑格尔也说：“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。”

把读书、写作当作审美追求的过程，一步一个新高处，就像登山一样。人生朝露，文章金石。我们虽然看不到生命终结以后的世界，却可以在有生之年想象到以后的世界，这也许就是文学艺术以及学术创造的真正“动力学”。我的上述看法，被很多知识者的实践所证实。例如，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者韦尔杰里奥说过：“有什么比阅读和写作更令人愉快的呢？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的事情并同未来的人谈话，我们可以利用现在、过去和将来的时间。”这话说的多好啊！若没有读书的境界，能讲出这样的话吗？

思考、阅读、写作，是一个圆形的结构。人生中真正进入这个结构，就可以实现人书同构，即把读书当作审美的人生态度，并且获得审美的人生享受。这就叫“二倍距离”。能够从读书中感悟到“一生”，必须跳出这个人生行程（空间），站在另一个距离下（自我死去的时间）来观照。这样想象人生的人，就是在时间与空间感上“必有二倍距离”的人。这种人生感悟，不可能指望文盲能够获得。我记得，去年有一天我和胡宗健教授在朋友的宴会上，李鼎荣提了个问题：“请问两位教授，你们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是哪一个阶段？”我们几乎同时回答：“现在！”能够自由地思想、自由地读书、自由地写作，岂不痛快！当然，从大环境看，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“自由”，我们的自由仅仅存在于精神上。即使有这点点的精神自由，也是得力于读书。陈寅恪在《王观堂（国维）先生纪念碑铭》中写道：“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；先生之学术，或有时而可商；唯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可见，在专制独裁政治体制下，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多么重要，多么可贵！有此二者，就能最大限度消除犬儒主义和媚俗，而犬儒与媚俗，是自由的天敌。

下面，我引用台湾诗人林亨泰的一篇诗作献给你们。诗的题目叫《二倍距离》：

你的诞生已经

诞生的你的死

已经不死的你

的诞生已经诞

生的你的死已

经不死的你

一棵树与一棵

树间的一个早

晨与一个早晨

间的一棵树与

一棵树间的一

个早晨与一个

早晨间

那距离必有二倍距离

然而必有二倍距离的

诗的上半部分写生命时间的辨证存在。这里有五个“你”，分别为：一“你”不是对话中的第二人称；二“你”不是实际世界中的“你”；三“你”指超越的、“真际”中的“你”；四“你”从真际返回实际中的“你”；五“你”指新的超越的“你”。巧妙地用“的”连缀起来，“你”是实际与“真际”（超越的）两栖的存在。一个人在世间生下来，也会在世间死去；一个人在世间死，也可以在世间的不死。（为写作读书，就是创造不死）

第二、三部分写时间与空间的辨证存在关系。杜甫的“归来始有怜”（《喜达行在所》）是逃出危难之后才写出的诗句。在当时逃难路上乃是“同道暂时人”。必须跳出“暂时”才有怜惜自己生命的心情。我与文革中的那棵树（空间），我那时所遇的“同道暂时人”，同60岁之后的我的生命的另一个“早晨”（时间），必有二倍的距离的，因此才有许多前人、后人不同的感受。从树与树之间的距离里看早晨，和从早晨与早晨的距离里看树。也就是从空间的距离里看时间，从时间的距离里看空间，二者不可分，距离在两个不可分的坐标系统中，所以距离必是二倍的。早晨是生命在时间里的一次苏醒，一次小的诞生与延续。司汤达说：“人的一生是以许多清晨组成的。”孟子又说：“鸡鸣而起孳二（孳二，仍然勉力）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”孔子说：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与诗的意思一致。法籍华人，哲学家兼雕塑家熊秉明先生在《读者》2004年4期上对此诗作了很好的解释，我就不详细讲了。其实，这首诗也是讲人生与读书，或读书后感悟到人生意义。我最近在写《寓意的幻象：主体性与公共性的耦合——周鹏生山水雕塑符号方程的合理性》一文时，偶尔读到三年前我读不明白的这首诗，原来早已有熊先生的解释，现在终于读到这篇卓见之文，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最后，我想给开头提出的关于数学问题一个答案，供大家参考。其实，这是关涉到如何研究式学习的问题。姜伯驹先生的回答“他们喜欢”，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答案。科学性追求“真”，而审美性追求“美”。显然，美国大学生把这道数学题当作审美性来追求，所以姜点头赞成。

谢谢大家！

讲演者简介：

王田葵（1939—），湖南科技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，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，湖南省外国文学学会顾问。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与舜文化研究，出版《浪漫派导论》、《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》等专著多部。曾任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处长、副校长、湖南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。